知识经济时代的光临使“创新”成为最时兴的治学理念，能创新者为天才，那么，如何创新？“温故而知新”，历史会告诉我们这个秘诀的。司马迁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之志，他著作《史记》的时候，本身就是融汇诸子百家，贯通古今天下的博学与深造过程，这个过程及其成果，给我们以治学的启迪；而《史记》的成书，又是光照古今的不朽巨著，足以感召万代千秋，一部大书本身就说明了天才的创造秘诀，使我们从中领略伟大人物的创新精神。
唐太宗曰：“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培根也说：“读史使人明智。”史学是人类一切文化遗产和科学成就的结晶，包罗了古今文明的精神财富。做人以史为镜，心有日月而行无黑夜；处世以史为镜，鉴古知今而明理待人。章学诚谓良史应存四种素质：德、才、学、识，这正是一种全面成材的人生境界，在学习历史的过程中，我们就顺其自然地从这四个方面不断追求完美，史学不就是一条通向完美人生的大道吗？知人论世，太史公司马迁其人与《史记》其书，无不闪耀着天才人物的创新意识和创造光华，翻开这部书，淘洗这一时代的历史，金子就浮出水面来了！
司马迁继父志而著史书，肝胆随日月炳耀，鸿愿与青史并彰。惜其身处封建专制时代，帝王极权，鬼神颤栗，而汉武淫威不可一世。古制，执政者不可私阅当朝史册，但法不制帝，当刘彻看到这位史学家对其功过秉笔直书时，打击报复也就只等机会了；而太史公之谨慎又使皇帝特不耐烦，于是，借其为李陵辩词而治罪，恨不能置之死地而后快，又不想冒枉杀史学权威之名而遗臭后世，便玩狸猫戏鼠逼其自裁，但皇帝始料未及的是司马其人早已不属于他自己，他属于中国历史，属于华夏文化。史不绝于汉，文化必以迁延，司马迁活了下来，他忍辱负重，完成了亘古一史，其创造精神从如下几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远大的志向是创造的动力。
司马迁生逢西汉，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五彩缤纷的辉煌时期。尽管行政上“汉承秦制”，但那只是个外在管理机构，思想内容“无为而治”，才是汉代强盛和汉文化的精华，虽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模式，但汉代的文学艺术并没有受儒家狭隘的功利信条的束缚，从汉赋到绘画、音乐、舞蹈，展现给我们的是一个琳琅满目的艺术世界，充分显示汉民族征服客观世界的无限蓬勃的创造力。“无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才华横溢的司马迁，自然会树雄心，立大志，不甘寂寞。
家事国事千秋事，史迁之父司马谈早就立志要完成一部贯通古今的史学巨著，这是时代的需要，历史的使命，可惜未遂夙愿。司马迁继父志完成《太史公书》，几代人的积累，研究，在他身上结晶、凝聚，这是千古不朽的家国大事，一点都容不得含糊。
文化是积累，是沉淀，渊博的学识是蓄发的势能。
司马迁深受父辈的文化知识熏陶，自幼向孔安国，董仲舒等大儒求学，涉猎六艺诸子，精通天文、地理、社会学、经济学等。他在治学过程中养成了积累资料、调查研究的习惯，于是，漫游全国，深入考察，钻探古今，举凡历史遗迹，风土人情，俚语歌谣…均在搜集之列。出仕郎中和太史令，参与国家重要的政治、经济决策，从事历法研究修订，制作，典礼仪节，有了上下求索的研究实践。司马迁的知识结构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过程中，升华了创造思维的思想体系，居此著书，自是高屋建瓴，绝唱传响。这是一项历史性的非凡创见。
司马迁满腔热情地投身于《太史公书》的不朽工程，内在的因素是他对文史学科的浓厚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高尚的情趣是他创新思维的灵感源泉。
“忍辱负重”是成功的定力。
然而，社会的进步并不意味着对每个才子都那么公平，一切封建帝王的龙袍下，原是满身的腐败浓疮。在中国，一切社会问题都是个政治问题，而归根结蒂还是最高统治者的本性及其意志的集中体现。“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皆是历史的经验教训。汉武帝刘彻好色而处“家天下”之帝位，裙带关系就成为他的执政特色。卫子夫受宠而卫氏外戚集团把持朝政，继爱李夫人而李广利得势，晚年得子刘弗陵，欲废长立幼而逼反卫太子而诛灭卫霍。飞将军李广驰骋疆场之际，正是卫青、霍去病势力不断膨胀，垄断军权而疯狂排外时期，“李广难封”是命不好。李陵也是生不逢时，又偏偏遇上李广利取代卫青走红，汉武帝都把好事排给他小舅子了，压根就不想让任何人建功立业。年轻气盛的李陵又不能审时度势，终以自认倒霉不算，还连累太史蒙受不白之冤。
李陵之祸，是武帝报复司马迁“求真为实”的借口，司马迁在被处以宫刑之后，似乎已想到了皇帝的别有用心，孔子曰：“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其志也！”他便忍辱负重，把生命化作一部史书。狂妄的统治者，只能摧残司马迁的肉体，却打垮不了他顽强的意志，出乎刘彻的意料，司马迁活了下来，并且以信史实录的文笔最终究成了《太史公书》。在专制统治的强权之下，一切伟大的天才人物若不能逆来顺受却采取“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必然要遭到迫害，上自司马迁，下至陈寅恪。司马迁的不幸命运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痛，更是大汉朝的悲剧，也是中国历史的悲哀，然而司马迁的超凡之处却在于能将个人不幸转化为国家大幸，历史大幸。古希腊欧里庇得斯说；“智者因希望而忍受人生的痛苦。”
一篇《报任安书》曲尽内心苦衷，“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一部巨著，对于逆水行舟的作者来说，简直就是灾难。“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司马迁著《太史公书》承受了常人无法忍受的灾难，在全身心交困的痛苦中完成了伟大的历史使命，这种忍辱负重的人格力量，对于立志成材的后世学人，是多么了不起的言传身教的光辉楷模呵！
独立不移的人格是继承创新的才气。
治史须有史识，有创见，一个人的人格品质是成事的旗帜。
博采众长，深入研讨，使司马迁的史学思想高居千古之上而远瞻百代以降，如松竹在山，独立不移，高风亮节，精神永葆。他在著作《史记》的过程中，对君权神授的封建统治思想大胆抛弃，树立了人文主义史学观，他开创的“纪传体”不仅仅是一种新的史学体例，这其中包含着以人为中心的史学观的巨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