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冬的午后，我和孩子回乡看望父母。
刚进得村口，便听得一声唤。逐声望，一个柴干一样的老人，病猫似地偎在墙跟享着太阳火。这不是先前公社的放映员吗？上世纪七十年代，他可是个香喷喷的人物呀！穿一件印着红色大字的白背心，脖子上挂一条白毛巾，车着放映机，神气活现地蹿街过巷。常惹得孩子姑娘们心痒痒地围着他转，有的，甚至跟他走上七八里路，到邻村去看场电影……那时，他是多么的英武噢！
看来，岁月榨得他不轻。
他嘟嘟嚷嚷地对我说着他的健康问题：他的胆囊离他而去了，他的一只肾离他而去了，他的胃有三分之一离他而去了，他的仅存的几颗门牙，眼看着也要离他而去了。最后，他说他的身上遭贼偷过一样了。我递支烟后安慰他，比起你的电影时代，你的健康问题幸运多了。他便欣慰地笑笑，眼里也有了些光亮。
或许，我的话勾起了他的遐想。
如果你是一个乡下的孩子，你可能不认识公社的书记，但你一定认识放电影的他。不管在何时何地遇上他，你总会屁颠屁颠跟着他追问，什么时候给我们村放场电影？他会瞄上你一眼，然后不声响。等你问过十余次，快没了耐心时，他才会说，割了晚稻后放场给你们看看吧。于是，全村的孩子都在数着指头等待了。等来的这场电影，可能是《红灯记》，或许是《沙家滨》，不管是什么，总逃不出那几部革命样板戏。有的人看过好几遍，连剧中的台词都会背了。但漫漫长夜，穷乡僻壤，不看电影，你看什么去？总比没什么东西可看好吧？
是夜，晒谷场上聚满了人，似乎倾村而出了。三株毛竹撑起一块小银幕。幕前，着地坐一群孩子；孩子后面的条凳上，坐一批大人；大人的背后，轧一堆小伙姑娘们。小伙姑娘们是电影场上最活跃的。对于他们来说，看电影只是一种形式，交往、轧堆儿才是内容。开映前，男一堆，女一簇。灯一暗，女中有了男，男中夹着女。他们多半眼在银幕上，心在人群里。放映过半，人也少了一半，哪去了？都到树丛、草堆里去了，演他们自己的电影。
最忠实的观众当属老人和孩子。有的老人几乎是刚开映，便打起瞌睡，儿女们叫他回去睡，他说床上反而睡不着，就着电影才好睡。放在如今，那是铁杆儿的粉丝了，明星们是要拥抱他们的。
我妹妹看电影时，常问些让我为难的问题。比如看第二遍《红灯记》时，她问，上次看时李玉和不知道王连举是个叛徒，怎么现在他还明白不过来？我想半天后，说，李玉和可能是个阿K伯伯（我们村的一个孬坯）。又比如看《沙家滨》，她问，坏蛋追到郭建光屁股上了，他为什么不逃，还在唱，不怕抓住吗？我又想半天，说，可能郭建光唱戏有瘾，不唱完是决不上路的。我妹妹被样板戏搞得有些神志错乱。捉迷藏时，她竟躲在门角落里唱小常宝的歌，被捉住后她大惑不解，怎么会被捉住？电影里的人，在唱时是捉不住的。妹妹不知，戏已脱离了生活，英雄人物也成了凡尘之上的神，模仿便显得愚蠢可笑。
尽管如此，我们乡下人，还是赞美那时的电影，是颗毛坑板上的枣子。
曾有次，他到我家来借把铁钳。我问他，什么时候放一场打仗的电影给我们看看？他悄声说，城里仓库里封着很多好电影，等邓大人出山了。不光打仗的电影，找对象的电影都尽你看。
他真是个预言家，后来的电影固然五彩缤纷了。但好景不长，二十余年后，电影竟完全淡出了我们的生活，县城里的电影院也变成了商店。
告别的时候，他羞郝地对我说，在去“长山垅”（殡仪馆）之前，他很想再放场电影，可惜晒谷场造满了房子，村里连块屁股大的空地也没有了。
我注视着他，不知道该对他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