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生前一直想要一块武汉牌手表，而这桩愿望，永远是无法实现了。母亲一想到这件事就暗自落泪，从而引发全家人的悲伤。伫立在父亲的遗像前，看着他清癯的面颊以及爬满皱纹的额头，心里总觉得他需要什么，我们还要给予他什么。母亲说，你父亲一生一世，没能过上一天舒服的日子，一块表也没戴成……
我心里一震，犯罪似地回到自己的房间。手表，几十元钱一块的表，在城市里早就不算一件事的手表……
父亲是名出色的乡村教师。一般情形，他独自一人维持着一所小学，既是校长，又是教师。在一间四壁漏风的教室里，坐着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他一会儿给这个年级讲语文，一会儿教另一个年级写大字，一会儿让另一个年级算算术。只有上体育课时，他是三个年级一起教的。依靠一只破旧不堪的小闹钟，时常猜度着上课下课和放学的时间。闹钟一般只管六个小时，六个小时以后，若忘记给发条上劲，那么，核对时间就得涉过一条溪到对面的小卖铺。一所学校，时间对他们来说是多么重要啊！父亲不辞辛劳地抱着闹钟，寸步不离，从讲台到宿舍，法定地给闹钟上发条，有时忘了，那么这所学校就没有时间可言，就只能看天色行事了。出差、开会，父亲总是随身带上闹钟，有谁讥笑或碰坏他的闹钟，他少不了大发雷霆。他把闹钟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有一次，父亲把闹钟放在家里的桌子上，淘气的我爬上板凳，翻上桌子，硬拧死拽地让那嘶哑的锈铃叮叮当当地乱叫起来。我吓得直往桌子下面钻。父亲凶神恶煞地跑过来，抄起一根棍横竖打在我的屁股上。我永远不会忘记父亲那次打我，他为什么那么凶狠呢？好象我不是他亲生儿子似的。
母亲是位善良而贤慧的农村妇女。她很少与父亲争吵，处处顺着教书匠父亲。当然，父亲也未必敢真正欺负母亲。那一次母亲竟发怒了，凶狠狠地责怪父亲不该打伤自己的儿子，要父亲砸烂那只顶屁用的闹钟。父亲象一头雄狮吼道：谁敢动闹钟我打断他的手！当然，闹钟未毁，父亲与母亲重归于好。当天晚上，他们睡在隔壁房间的床上低声商议着什么。我屏住呼吸静听，只听母亲说，无论如何，你总该有块手表，象别的学校的老师一样戴上手表，再就不会打孩子了。借助缝隙里的灯光，我看到父亲捧起了他的闹钟，是的，是该买一块手表，他说。灯熄了，母亲房间里传来轻微的滴嗒嘀嗒声，那是破闹钟发出的令我心烦的声音。
父亲戴上了手表，是武汉牌的，不足一百块钱，面上还闪闪发光。父亲说，虽然是买的文教组长的旧表，但表的质量不错，他试验了，可以管两天两夜不上发条。全家人都围拢来看表，忍不住摸一下并评论几句，父亲满心欢喜。手表是母亲卖了一头猪才买下的。母亲起早贪黑，就是为了一块手表。看着争气的大肥猪，母亲幸福地笑了。她一边拌着猪食一边模仿别人看表的动作学一下，然后是禁不住大笑，笑得栏里的肥猪莫名其妙。母亲明显地消瘦了，本来多病的她越发显得娇小可怜。然而，在她心目中，一团幸福的火势不可挡地燃烧着。她爱丈夫，要为他买手表！
正在这时，老大考取了武汉大学。外出读书，是少不得表的。围绕着手表，全家展开了讨论。对于我们这贫穷的家来说，儿子读大学不敢奢望西装革履，皮箱皮鞋，但对于日用必需品，是会尽量满足的。母亲请来木匠，给大哥修整了一个木箱子，并且涂上了红色的油漆。母亲连夜缝补蚊帐和被子，就连父亲一件舍不得穿的，破了一个洞的上衣，也缝补上一块青色的补丁给大哥带上了。全家人都盼父亲早点从学校回来，因为大哥开学的时间快到了，还没见到父亲。那天深夜，父亲撞开了门，气喘吁吁地对大家说：“明天我不能送老大了，我的一个学生被疯狗咬了，得赶快送医院，而且住院费也不够。还有，还有……”家里人叫父亲坐下讲，他坐下来，拉起大哥的手：“这个东西给你，好好保管，莫弄丢了，两天以后记得上发条。一定得珍惜时间……”父亲把手表从自己手腕上取下来，慢慢地给大哥戴上了。他再没说什么，就连夜赶回他的学校。那块折价买回的武汉牌手表啊，父亲仅仅戴了八天零十几个小时。从此，他又从家里翻箱倒柜找出了螺丝已经生锈的闹钟。
父亲的一生，似乎与手表无缘。父亲在学校里领导学生勤工俭学，种植了几亩的茶叶、向日葵，还专门培植了香菌；他领导办起了沼气池，在点火试验时差点送他上了西天，浑身疤痕跟了他一生。勤工俭学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全校学生不交一分钱就能念书，那所学校成为全县的模范小学。父亲被评为县级优秀党员，省级教育劳动模范。在一次大会上，他荣幸地捧回了一块作为奖品的手表——又是武汉牌手表！母亲杀鸡宰羊，邀请周围的乡亲们为父亲庆贺。父亲举着手表，里里外外转动，让人摸一摸，看一看这具有崇高意义的奖品。他对这块表格外珍惜。事情多么碰巧啊！就在那一年，老二又收到了入学通知书，他被录取到中央民族学院了。全村乡亲和亲戚朋友，又来祝贺父亲的儿子中了榜。全家喜气洋洋，这种一家连出两个大学生的事在全县也是少见的。母亲在厨房里忙得团团转，所有的好酒好菜都捧上了桌子。父亲昂着头，喝得天昏地暗，一头栽进了阴沟里被嘻笑的人群抬到床上。父亲喃喃呓语：“这表，这表，应该奖给老二！”
老二走的时候，又带走了父亲的奖品。父亲送二哥上学之后，在他的竹篾背篓里，又装起那嘀嘀嗒嗒的破旧闹钟。
就这样，父亲送走了老大、送走了老二，紧接着又送走了老三，老三考取了中南民族学院。同样，老三摘走了父亲辛勤挣来的第三块手表。
轮到我考取大学时，父亲再也没有能力从他手腕上取下手表，然后戴到我手腕上了。他躺到了病床上。我紧紧握着父亲的手腕，发现浮肿得厉害，我知道，那不是因为戴手表戴的，却又是为了手表才这样的啊！在父亲最后离我们远去时，他对母亲说，再苦再累，也得该给老幺买一块手表。父亲艰难地朝我招手，我哭着走过去。他凄然一笑：“傻孩子，哭什么？人总有这一天的。请原谅我揍过你一顿，那时父亲脾气坏。我现在也无能给你买手表了，这闹钟留着作个纪念吧……”父亲弥留之际，老大取下手表给他戴，令人吃惊的是，怎么也戴不上去，因为他的手腕已浮肿得十分厉害了。换了老二、老三的手表，同样戴不上去。也许是父亲要求我们在任何时候不要取下手表，而要好好珍惜时间。
父亲的一生，整整五十一个年轮，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