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堂伯伯从小是个瞎子。他寿有多长，黑夜就有多长。
他家与我家只在家咫尺，其子贤迟同我又是上下的年纪，所以一日要串数门。雨天甚至于终日坐在他家的客厅听他为人卜算。元堂先生算命的正确率是远近闻名的。“再没有比他灵光的第二个人了”。广为传说。所以冠他有“陈半仙”之冕。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期间，政府让他去各地现身说法，举办“反对封建迷信”的专门讲座，揭发自己怎样诓骗广大劳动人民的，说完全是靠“吓、唬、遁”在骗钱财。提倡新风气，移风易俗，切莫相信迷信算命先生的瞎话等云云。接着雷厉风行的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标榜立新风、破四旧，信命的百姓，不敢再问他凶吉，然台门被封锁掉了，门额上方原有的字重新抹杀，换成“破除迷信”四个大字。
阶前生了春草，旧业颓废不堪，直到双目失明的瞎子，再也没有一分钱的进账可以维系生计了。不久运动稍有一点松驰下去，迷信也日渐又开始抬头，人心返朴归旧，找他算命的人越来越多，络绎不绝的顾客像做贼骨头一般，台门口左顾右肦你看看我，我打量你，“一丘之狢”心知肚明，推开虚掩的门就溜了进去，不谙门道的生人，见大门紧紧的闭着，又生怕冷眼瞧见，即扫兴的打道回去。
偷偷摸摸逐步发展到半公开，接下来就门庭若市了。凡从香港、台湾、美国归来探亲的人，必定要去元堂先生那里报个到的，问问他今年或来年年庚的吉凶，家人是否顺着，以及升官和发财等行情。他为顾客算命运“灶子菩萨直奏”，像在照本宣读阎罗大王下的诏书，肚里不打一点疙瘩。欢喜也好，忧愁也罢，算了命才能安心的回去过日子。那时算一个小命一般计人民币两角钱，如测字、排八字、拣好日子、问丧事、动土、上梁进新屋、出门远行等等，也有二块五块的给，出手大方的便另当回事了。
先生的耳朵，能听出来者穿的是草鞋，还是皮鞋，熟人还是生人，有钱还是无钱，是官还是非官，是“是人”还是“非人”，是祸还是福，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是青年少妇还是翁媪病暮。求算的人，往往被他一算中的，情不自禁的叹声叠起：“先生是准！是准！你真的同亲眼看见的一样啊！”先生人情练达，世事知全，故称“陈半仙”也。如果拿他的喉音去与赵忠祥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丹田气宏，洪钟一般的好嗓门，说话如唱诗一般的抑扬顿挫，一声声撞击在来算命的人的心里。是什么牌子的香烟，一角还是两角票，一块还是二块乃至十块的面值，他沾手便释，你休想在“关公面前舞大刀”耍什么花枪。
岁在1984年的3月，天长雨，门无客。我一踏进台门的门槛，里面一个洪亮的声音喊出来：“阿郎吗！”我答应，他手伸入抽屉，从雄狮、新安江、西湖三种香烟中摸出一支西湖牌递给我，说：“啊！天拔长（一直）下雨。”坐定，我说：“元堂伯伯，我虽然在您这儿进进出出，可谓‘近水楼台先得月’，但到如今，我却从未在您这里算过一个命哪，今天您空着，就给我算一个吧，以后做人做事，自己心里也好有个数账！”他沉思了片刻，“唉！你说有什么命哦！”他似乎本不大想给我算的，经不住再三。“……你三岁的时候，你娘娘（祖母）给你来算过命的……”“怎么说，我不知道。”经不起我的磨蹭，他索性如机关枪似的“嘟嘟嘟”地一梭子射来：
“——属虎，九月半黄昏头生咯（的）；你是一只出洞老虎——噢！人是蛮辛苦咯，是颗栏杆星，里里外外得靠自己咯；按八字排来，六十九岁咯寿源；廿二年咯运道。今年头两个月里口舌多一些；过得六、七月份，看来你就要出远门去……；记牢红房（结婚）呢少去走走，是忌的，白房（丧事）呢你多走走！话到光来（说到最后），做人呢，是非口舌横竖总归有咯……”
“先生，那什么叫栏杆星，我不懂呢？”
“——咯个寿头（你个呆头）！你看桥上的栏杆是不是悬空凌荡咯！哪里来的靠旁！你一生不靠自己，指望去靠谁啊！”先生一语道破玄机。
时值三岁，我得了病，求医无门，祖母求助于先生，我的生辰八字，当然是祖母告诉他的，三十多年以后，他依然记得一清二楚，能不让我动容吗？
他算了我的命之后，当晚吃了一只烂掉的苹果，得疟疾而脱水，急治无效，凌晨，竟一命归天，享年八十有余。没有想到，我是先生最后一个不付铜钱的客户，竟然替他阖上了算命生涯的大门。“先生安知自命祸兮，福兮？”斯人痛哉，惜哉！如果先生地下有知：“别来无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