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吝叔其实姓蔺，“老吝”是大家私下给他起的外号，人们说他太抠门小气，一辈子畏手畏尾不敢敞开了拳脚去干，又不是无用武之地，大小他是一老总，虽然只是个不大的公司。
他出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虽不是生在旧社会，但却是长在红旗下的一代，是背诵着毛主席语录踏入社会的。他们那一代，赶上过六零年的大饥荒，吃过队里的大锅饭，整日埋着头苦干实干加油干，闲了就组织着扫除文盲，学习毛主席语录。那时候的日子，过得贫困却充实，而且是快乐着的，那时年纪小：懂得的少追求的少，自然很容易满足，知足者才会常乐！
他老实本分，勤劳肯干，家里成分又好，三代贫农，很快队里就把他推荐到一家国营单位。兢兢业业地，后来他熬到了一把手的位子上，那时他已快到知命之年。有的领导属于开创型的，能将公司的规模业绩翻上几番；而他的领导才能也同他的为人一样，本分得很，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从不觊觎别人家的好光景。
老吝叔是父亲的朋友，也许是多年相交的缘故，他到我们家来，总是很随意的样子。进门后，两只鞋一脱，斜倚在沙发靠背上，永远是很疲惫，缺乏精气神的感觉。一般，他和父亲谈一些单位里的琐碎事情，他很少笑，偶尔笑起来，就如同宋丹丹形容崔永元的“比哭还难看”，他的笑总是苦涩的，历经沧桑无可奈何，压抑得很；大约他自己很清楚自己的样貌，因此便很少笑。他来我们家做客，有时赶上饭点，有时距离吃饭的时间还早一些，而他似乎有着足够的耐心，总会等着吃过饭再起身。那时家里很穷，简单的一碗面条，飘着几滴油花的炒西红柿，粗茶淡饭的，为什么总要在我们家吃？有那么一段时间，我甚至怀疑家门口是不是贴了“宾至如归”的牌子。
小时候，听姥姥说过这么一个人，是姥爷的朋友。因为工作的关系，他常来家里，姥爷那时是队里的会计。快到吃饭时，他常问母亲：“你猜我今天会留下来吃饭吗？”母亲当时也就六七岁的样子。母亲答：“会。”他笑着摸着母亲的头说：“猜对了，真聪明！”时间一长，母亲开始讨厌这个总在自己家里蹭饭吃的人。他再问时母亲就很干脆地说：“不会！”他嘿嘿一笑：“你猜错了，再猜猜。”后来，母亲知道了，无论她怎样回答，这个人终究还是会留下来吃饭的。我从没见过这个人，当然说不上喜欢，却也谈不上讨厌，只是觉得他有些好笑。好笑之余，便也不对老吝叔那么耿耿于怀了，他其实也只是偶尔才会来一次我家，偶尔的概率是很小的，绝对要比让母亲猜谜的那个人要讨喜许多。
老吝叔之所以有此雅号，大概是因为他空负着老总的名号，却一点老总的派头也没有，比在同一档次的人群中，他寒碜得让人吃惊。在大家开始谈论各种型号的汽车颜色性能耗油量时，他仍然骑着辆二八自行车晃晃悠悠着，说起各种车，他一窍不通。去年秋天，在街上遇见他，他穿了身崭新的衣服，看上去却怪怪的。他说，这是他妹夫给他的一套毛料衣服，没穿过几次，很好看吧？见他问，我只好跟着点点头。喜孜孜地跨上他那辆已经快化整为零的自行车，老吝叔走了。我这才想起，这是好几年前流行的一种毛料，当时好像要好几百元才能做一身，只是潮流来得快去得也匆匆，现在市面上已经很少见这种料子的衣服了。
老吝叔的单位早几年就开始走下坡路了。主要是跟他的思想有关，当了经理许多年，他依然是那个有一认一不会绕弯子的性子，而现在的社会，明明是可以一眼望到头的事，有时却偏偏得绕上十万八千里。老吝叔单位常常会与税务工商等部门打交道，当然免不了请饭局，老吝叔倒也知道这一点，但他常是去那些只有三四张桌子规模很小的饭店，一顿饭下来，也就是百八十块钱；有时，对方会中途离开，说临时有事。而老吝叔他们单位的事情办起来也就不那么顺利了。后来，兄弟单位的人见他不开窍，跟老吝叔说，你给人家的级别太低了，那样的饭店人家能吃得下去饭吗？“可是一顿饭千儿八百的，职工们的工资都已经拖了几个月了，单位效益又不好……”见他絮絮叨叨的，劝的人知道再说也没用，他的一根筋在整个系统里是出了名的。其实这都是单位的日常开销，又不用个人掏腰包，只是在他的观念里，原本可以不花一分钱就办的事，花一点小钱也就认了，怎么可以掏更多的冤枉钱？
父亲说老吝叔是毛主席时代的领导，自己廉洁守法，就同样认为别人也是好样的。记得有一次，老吝叔跟父亲聊天：“都是国家公仆，怎么能这样呢？……”仆人已经不好当了，何况是大家的仆人，如果真那么难做的话又有谁会前仆后继削尖了了脑袋地往进钻呢？恐怕只剩下累得直喘气的空隙了。
最近，老吝叔去北京看病了，听说是神经衰弱之类的病，他总失眠。父亲说，他已经准备辞职了；其实他手底下的几个副总早就各自为政，早已有自立为王的苗头了，剩下一个空架子，早应该把自己解脱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