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方新闻不自由
继不久前德国体育信息社资深记者黑尼希因“亲华”报道被撤职后,德国之声广播电台近日再次发生类似事件——该台中文部副主任张丹红因为“为中国说好话太多”而被暂时停止工作,此事在德国引起极大反响。08月28日
继不久前德国体育信息社资深记者黑尼希因“亲华”报道被撤职后,德国之声广播电台近日再次发生类似事件——该台中文部副主任张丹红因为“为中国说好话太多”而被暂时停止工作,此事在德国引起极大反响。08月28日来源:中国新闻网一个“工作出色”的记者仅仅因为在报道中客观公正地说了中国的几句好话,竟被指斥为“向中国共产党献媚”,被污蔑为是“无与伦比的灾难”,被定性为“她的做法表明她不适合在德国之声工作”,张丹红就这样“被暂时停止工作”。
而此前的8月4日,德国体育信息通讯社解除了记者迪特?黑尼希的职务,而被解职的原因“显然是因为报道中的倾向性”,是因为他长期以来“明显亲华”。这真让人有些缓不过劲、转不过弯,让人感到不或思议。
西方新闻界一贯以客观公正报道新闻事实,自由无拘地表达个人观点为骄傲。好象在西方世界,任何人都可以无拘无束地表达自己批评国会,反对政府、攻击总统的观点而不会受到任何限制。任何人都能够无阻无碍地报道抨击政策、批判制度、嘲弄官员的新闻而不会受到任何追究。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地一考究,就会发现,这些都只是一种假象,都只是一个刻意戴上的假面具。而其真实的是,任何个人表达都必须符合西方国家共同的价值观,所有新闻报道都必须与国家的政策口径相一致。否则,就是大逆不道,就会遭到谴责,就会被撤销职务、被停止工作。黑尼希、张丹红的遭遇已经为西方的“新闻自由”做了很好的注脚。
本来,世界是多极的,生活是多样的,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甚至每个人都生活不同的世界中,都成长在不同的环境里,因此就形成了不同的文明观、世界观、价值观。对一些事情有不同的看法,对一些作法有不同的观点都很正常。国家间因其国情不同,各自选择各自不同的政治制度,民族间也因其特点不同,各自选择各不同的前进方向,个人间因其生活背景不一样,各自选择各自不同的成长道路,都是很正常的。在这种情况下,相互包容,相互尊重应该是一种文明而恰当的选择。对别的国家,你可以看不惯,你可以有意见,你可以高声谴责,你也可以大声批判,只要你批评在理,谴责得当,那是你的权利,别人无权过问。同理,我不赞同你的意见,我认为那些国家的政治制度很符合它们的国情,很有发展优势,我认为那些国家做得很努力,也做得很成功,我要大声叫好,高声喝彩,只要我的叫好符合客观事实,我的喝彩发自内心的钦佩,那也是我的自由,是我的权利,你也应该尊重。而这不仅反映了一个国家的胸襟,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气度,也反映了一个人的修养,更是西方国家一贯标榜的民主政治的精髓。
西方哲人伏尔泰早就说过“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可见,在西方先哲们的心目中,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是多么的可贵,多么的值得珍重。但是,他们绝对没有想到,在现代的德国仅因为客观公正地说了中国的几句好话,竟要被人夺去饭碗。按说,西方国家一贯认为自己是正义在手,真理在胸,他们的价值观是普世的价值观,他们的政治制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是打不倒、骂不垮、摧不毁的,又何必害怕别人“为中国说好话太多”呢?为了杀一儆百,断绝为中国说好话的后来者,竟不惜抛弃自己标榜的“新闻自由”的理念,撕下自己“客观公正”的面具,用撤职、停止工作的手段来痛下杀手呢?这一下子不就让人们看到了西方舆论界“客观公正”真面目,一下子就让人懂得了西方新闻界“新闻自由”的真实性,让人领略了西方世界民主、人权的真风采吗?岂不是得不偿失?
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我刚刚投身于新闻事业时,也对西方的“新闻自由”是膜拜有加。总认为在西方才能享有真正的新闻自由,后来的多次事件逐渐让我认识到西方的所谓“新闻自由”其实是一种幻象。这次黑尼希、张丹红事件更是彻底地摧毁了我对西方“新闻自由”的看法,它们的“新闻自由”其实只有附和政府说法的自由,只有传达西方价值观的自由,否则,就有好果子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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