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男人，在其有限的生命中，他究竟在追求些什么呢？他内心最深处的地方，究竟有没有梦想或幻想能够牵引着他生命的步伐？站在金钱、权势、女色、荣誉、情感与责任的前面，他又会如何确立并处理自己的梦想与志向？当他面对自己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时，当他陷身无人可以逃离的现实时，他又要抛弃些什么，选择些什么，依恋些什么呢？究竟又是什么，常常会让一个男人如此冲动，如此执着，如此彷徨，如此无悔，如此放逐？他是否能够真实触摸到自己的欢欣、悲伤、孤独、满足与失落的内核吗？作为一个男人，是否可以做到饱满地去理解另一个男人的笑容、眼泪、冷漠、欲望与狂热呢？对于这些问题，或者我已经思考过一千遍了吧，从来都不敢认为自己获得任何答案。或许，这根本就是一个西西弗式的永恒拷问。
——题记

嵇康死了，带着其生命的野性与骄傲，以及广陵散绝唱的琴声飘然而去，走得如此的落寞又是如此的坦荡。两年之后，一生遍尝美酒放浪形骸的阮籍，也死了，带着其一向投落在权贵与市侩身上轻蔑的白眼，如青烟般瞬间消弭于竹林的天空。二十年后，曾经的狂客，最后的廉吏山涛，也死了，用其朝廷的华服彻底埋葬激情的青春。嵇康的儿子，丝毫没有兴趣延续父辈的骄傲，只愿意用其一生的时间来驯化为司马政权柔软的坐垫；阮籍的儿子，从出生到死亡，都找不到其饮酒的记录，不过是一个从不喝酒的、温顺而庸俗的乖乖仔罢。自此之后，魏晋的风骨开始式微，又随着晋政权与宋室持续懦弱的南渡，以及隋唐开科取士制度导致社会价值观功利化——譬如，对功利的追逐都能将李白这样的人扭曲成严重的人格分裂患者——的推波助澜，男人的血性、志向与勇气骤然分崩离析，进而被撕裂成琐碎的一片片，纷纷丢弃在野。
谁酿造了这杯苦酒，谁就会最终咽下去。魏晋以后，男人的人格以逐渐加速的方式走向萎缩与分裂，导致传统文化出现整体性的退化，终于在近代期间濒临破产的边缘。即使经过五四的反省与呼喊，然而积重难返，这种趋势仍在进一步恶化，尤其是经过北伐战争与文革之后，当代的中国文化已经彻底流氓化了。
野生动物虽濒临绝种，却在顽强地生存着。有一种源自骨络里的精神气质，即使时间越过了一千年，经历了那么多苦痛，也不会彻底的消失。鲁迅与陈丹青就是拥有这种气质的人，他们在嵇康死去一千多年之后，野种的血脉依然以激昂的方式进行贲张，并用富有勇气的行动，踏过这片古老的土地。
鲁迅是一个精神贵族，对一切扭曲的人格与政权，拥有极其挑剔的洁癖和大拒绝态度，其之血脉跨过唐宋明清千年的时空，直接传承着魏晋的风骨。鲁迅在弃医从文的时候，师从章太炎（当时的同学还有钱玄同、许寿裳、周作人等），而章太炎的主要学术根底之一便是魏晋玄文，这对鲁迅造成了重要的影响，譬如，早在其发表狂人日记的多年之前，就致力于编校《嵇康集》（这是鲁迅生平唯一编校过的古人文集），对嵇康赞不绝口，说像嵇康这样的人，“世间更无善于此者矣”。后来余英时评论鲁迅，称其“与嵇康有遥相契合之处”。还有一副对联曰“托尼学说，魏晋文章”，这是刘半农写给鲁迅的，而鲁迅认为此联正好恰切自己。而鲁迅又是怎么看待魏晋风骨的呢，观其《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便不难掌握要旨了，即是该文中说的清峻、通脱、壮大、悲凉与激昂。不难想象，鲁迅在其文中所显示出来的投枪与匕首般的气质，就是如此跨越千年，于魏晋的时空中传承而来，进而又在对西方文化思潮的冲击与对传统文化的反思的刀石上磨砺一番，才最终让鲁迅成其为鲁迅。
在上个世纪30年代，追随或欣赏鲁迅的人相当多，其中包括毛泽东与萧军、胡风，然而鲁迅骨头里的血脉能够通过他们而顺利传播开来么？答案让人悲凉。首先说萧军。萧军在做人及作文上一生追随鲁迅，他获得的遭遇是什么呢？初到延安不久，老毛就对萧军说：“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然而，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萧军便就自由与独立的角度“极坦白豪爽”地说了几句话，不料很快便遭受胡乔木的批判，进而称为被整风的对象。胡风也是一直在实践上践行鲁迅的精神，又如何？下场同样是不堪。老毛呢？曾经这样不惜笔墨地夸赞鲁迅：“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可惜，事实证明，这么做不过是一种站在争夺政权的角度上对鲁迅最大限度的利用罢。且看，1957年反右前夕，老毛召集部分文艺工作者座谈，期间，罗稷南斗胆问老毛：“主席，我常常琢磨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老毛说：“他要么识大体，一句话也不说；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对于此事，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有所披露，而当时亲耳聆听毛、罗对话的黄宗英也曾为此撰文佐证。）要让鲁迅“识大体”，其可能性大约就是要让嵇康屁颠屁颠地去附合司马政权一样，几率只会是零。
我们这片土地，常常难以种植出高山上娇艳的花，更适合让低洼处浇灌着遍地的菜。2007年12月，这是京城寒冷的冬季，中国人大教授余虹在居住的小区里跳楼自杀。他在自己的最后一篇博客文章中透露了自杀的动机：“在今天，要想象在一个政治化的时代坚持学术所承担的风险已经很难，在今天要想象在这样一个时代生活的知识分子如何度过那些斯文扫地的日子就更难了。”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比这冬季更寒冷的，正是让无数知识分子斯文扫地的政治化时代。让一种追求独立个性的丰盈人格以血气连接骨气的方式传承下去就是这么艰难，每让人感到无限的辛酸。
然而，有人选择自杀，便会有人选择抗争。这就是陈丹青的面对方式。他于8年前回国时，曾认为自己在体制外受得了，在体制内也会没问题；当5年时间过去之后，则说：“我发现我受不了。要做我自己，只有离开体制。”于是，决然辞去清华大学教授的职务。不久，他又在一篇文章里谈到1979年时期的星星画派，为在野的状态及精神感到既悲伤又自豪，他说：“1979年的种种骚动与可能性，也没有了：普天之下莫非学院，野生动物濒临绝种了，除非归顺体制，哪来别的出口。这是进步与自由么？在下不敢说不是。不过诸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