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岁月文学论坛，近读Q君两篇评论文章，主题分别是针对当下山西诗歌和山西的文学现状。单就题目而言，颇能吸引眼球：一为《山西诗歌的软肋——与山西诗人谈谈心》；一为《后赵树理写作：一个垃圾堆上的理论》。前者发人深省，后者惊世骇俗。题目归题目，读罢内容，我却感觉文章有些辞不达意或言不及义。
首先申明，自幼好文学且酷爱诗歌有年的我，虽然是山西人，但由于久居草野，对山西文坛的现状不甚了了。行年四旬，文学业绩平平，不要说在全国、全省，就是在所处县市，我的文名不过尔尔。然而，内心里，对奉为圣灵的诗歌乃至文学，我一向崇敬有加。生身三晋，且与文字结缘，斗胆参与一下有关家乡文学的论说，想来不算唐突吧？
作者Q君，是我文字里邂逅的一位诗友。虽未谋面，但他的诗行以及有关他的事情，耳闻目睹，还是知道一些的。浪迹京华，煮字为生，其人实属不已。见过他的照片，知道他的网名，对这位山西老乡，我素无过从，也就谈不上好感或厌恶了。也许怀着这样的心态来读他的文字，阐述观感，更容易接近理性与平和。
山西在唐代是诗歌重镇，王维、王勃、柳宗元、王之涣、温庭筠……历朝历代的山西诗客亦不乏大家。对山西诗歌，我曾经写过一文——《我与山西诗人》。文字浅显，虽浮光掠影，但还是心怀崇敬地写出了对当代三晋诗者的仰慕与神往。Q君《山西诗歌的软肋——与山西诗人谈谈心》（以下简称《软肋》）一文，由“山西已经没有诗歌”谈起，批评了山西诗坛的种种“丑态劣行”。“虚伪、狂躁，轻浮”是Q君对山西诗歌的描述，他劝告：“如果我们能够抛离那些虚假的表象来冷静而认真地面对写作，或许在某一天我们会发现另一个天地，毕竟诗歌不是唱戏，不需要那么多配角，诗歌也不是烹调，不需要那么多的佐料。”最后的结论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道理：“安静地写作，真实地生活，也许可以拯救山西诗歌缺失的灵魂！”
读Q君文，让我感受到作者心底涌动的一股愤激——抑或郁闷、浮躁。抛开那些火爆刺耳的用词，依稀可以触摸到论者思绪的脉络。不满以至声嘶力竭，于是催生了这篇火药味甚浓的奇文。文中关于诗人地域的指责，有失公允。记得作家韩石山发表过一篇锐评：《粉碎中国作家的"军事"建制》，读毕觉得不无道理。韩先生引述作家贾平凹的观点：对于青年作家来讲，不要试图去培养他，因为真正的大作家是培养不出来的。而只要是个人才，他迟早会脱颖而出，你不让他走这条路也不行，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写作而来的，我们有时只需要给他提供一块园地或阵地，让他去尽情表现，用作品说话。”韩石山和贾平凹对写作和文学现状的论说，都建立在理性和事实的基础之上，态度是冷静和平和的。韩石山先生对各地动辄称军一事持保留意见，言之有故。反之，Q君针对地域而生发的无端攻讦却不厚道。如果说《软肋》借谈心之名抒发的是一时之愤，那么《后赵树理写作：一个垃圾堆上的理论》（以下简称《理论》）的阐释则透着肆无忌惮的颟顸。
为了考证作者所论的真伪，我专门重读了山西日报的相关文章。山西日报“黄河文化周刊”2009年2月2日推出的长篇对话录，是由北岳文艺出版社近期出版的“麦地丛书”而引发的。“麦地丛书”（第一辑）收录有获鲁迅文学奖作家的作品《心爱的树》（蒋韵著）、《地气》（葛水平著）、愤怒的苹果》（王祥夫著），还有获赵树理文学奖的《尘根》（王保忠著）。针对一组有实力作家作品的重点推出，评论界有所推介再正常不过，此写作现象以“后赵树理写作”冠之，可以商榷，有不同的意见当属正常。
在山西日报的对话录里，我读到了评论家段崇轩老师的见解。他坦言：“说我们承传弘扬了赵树理的文学精神，这没有问题，但如果说我们又进入了“后赵树理写作”时代，恐怕不大妥当。“赵树理”这个帽子很崇高，我们今天的文学其实与他倡导的文学有云泥之别，戴上它显得名实不副。我们不要滥用“赵树理”。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看法。”我注意到崇轩老师的看法在对话录里显得孤单，但这不能否定他思考的深邃与独到。我和崇轩老师算是有过几面之缘，并且聆听过他的文学讲座。对这位操着浓浓原平方言的晋北汉子，我是尊敬的。这次他发表不同见解，一如老农细数自己的庄稼，高粱和玉米是有区别的，不可一概而论。崇轩老师慢条斯理但柔中有刚，言辞充满思辨的智慧。
相比较而言，Q君的《理论》，在论述的深度和厚度上就逊色多了。同样是表示异见，Q君直斥“后赵树理写作”为“垃圾堆上的理论”，他的文章中充斥“死亡而腐朽”、“卑微的政治奴隶”、“愚蠢而徒劳”、“政治强奸一切艺术”、“最失败、最丢人的、模式化的悲哀”诸多过激的话语，这些话语裹挟的观点是片面甚至是完全错误的。Q君对当今的评论家观点提出质疑尚且可以讨论，但批评作家赵树理的写作为“一个农民的作家用农民的思想在特殊的年代写出一些让当今农民都看不懂的东西”尖刻地指陈：“一是赵树理本身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修养，二是眼界狭窄，三是被政治所强奸。”这种竭力的否定，无可置疑地暴露了论者的肤浅与无知。出生于晋城的Q君对赵树理这位同一块土地走出的前辈作家不遗余力地贬损，与其理解为“大义灭亲”，不宁说是“数典忘祖”。文学上的继承和创新是相辅相成的，承传创新乃文学的出路，把一切砸个稀巴烂，难免让人有泼洗澡水连带把孩子也泼出去之虞。
原谅我对Q君见解的批驳，因为实在不愿看到文学评论中出现令人瞠目的“信口雌黄”。《软肋》中Q君用“低俗”、“下作”、“流里流气”描摹山西诗人的聚会，用“相互恶心地吹捧，廉价的微笑，虚伪的关怀”称山西诗坛为“下流的舞台”……在《理论》一文里，“僵死的山西文学”、“不长却臭”、“政治和概念化的奴才”、“政治妖化”之类词语比比皆是。Q君的批评作风与气度，让我想起了自己近来遭遇的一桩文坛公案。
勉力为文兀兀穷年的我，在过去的一年文学写作有了些许进益。不单是大报小刊发表不少诗文，而是自己的写作从无意识地横冲直撞变化为理性思考后的默默求索。焚膏继晷的写作缺少的固然是鼓励，但更需要的还是入木三分的精到指点。我感谢四海文友的鼓励赏读，感激相识或陌生的朋友悉心点拨，说我的优点我会告诫自己清醒，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