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学二年级以前跟着卷毛狮子兽大肚子蝈蝈红（一天津下乡女青年）上，此君我在《我的自白书》提到过。三年级的时候就换了刘老师，此君虽小学三年级没毕业，但对我的影响极大，我也是他一生的骄傲，尽管我这个学生在他教的所有学生中混得最惨。但他在任何场合都要提一提如何教我写作文。
记得他给我们留的第一篇作文是《记我最喜爱的人》，我写的是我的同桌。大致意思是我们班所有同学中我最喜爱的人是我的同桌。因为全班只有他一人在上课的时候陪我玩。老师在上面讲课，我们低着头在桌子斗里拍画片，拍啊拍，拍啊拍，不知不觉就下了课，我们玩得真高兴啊。我真为有这样的同学而自豪啊，他就是我最喜爱的人！
那时候我们真得没有作文书可抄，真是心里想的什么就写什么。要是搁现在，铁证如山，上课不好好听讲，还不一脚让老师踹出去啊。但是就是这样的作文居然会在班上被表扬了一番：“某某同学在作文中用了一个成语，用得非常好。不知不觉就下了课。”这句话前面的内容没念，后面的内容也没念。说真的，我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我以前光挨批了，天天写检查，想不到这个世界上竟然还会有人表扬我，看来飘扬的感觉真好，我觉得我整个身体都快飘起来了，老师后面讲的什么我一句没听进去。
下课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拿出我的大作，上面满是圈圈点点：“看见我给你圈的错别字了吗，回去查字典，每个写五遍，写不完看我回来不劈了你！”我拿着作文蹦着高就跑了。
可以看出那时的老师即使是最差的学生也不放弃，即使是最差的作文也能找到亮点，鼓励永远是教孩子特别是小孩子的最有利的法宝！从此以后我每次都要在我的作文里用上一到两个新词。
那时候文化生活太贫乏了。我上四年级的时候父亲才从天津买回来一台海鸥牌收音机，我和三哥为听刘兰芳播的评书恨不得扎进去。那是山东台播的，一会儿有信号，一会没信号，急得俺们哥俩把收音机拍得山响，爸爸走过来一人赏我们一个大耳瓜子，要知道那可是家里唯一的高档家用电器，那可是半拉家当呀，闹着玩的吗？
那时候电影就是有数的几部《平原枪声》《地道战》《地雷战》，就是那样每年放不了几回，每次下午放学听说放电影孩子们抡着书包满大街地跑，那兴奋劲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现在的孩子们无法想象寒冬腊月晚上两三点人们围着被子在大街上看电影，满街桶子的人呢。那时候一部电影一晚上要放几个村，轮到我村放的时候就已经是晚上两三点钟了。
你无法想象晚上跑出去四五里地去看一台十四英寸黑白电视，还是演的京剧《野猪林》。正赶上麦子地上冻水，晚上看不清一脚踩进龙沟里，裤腿全湿了，多冷啊，愣是蹦着高地看了两三个小时。因此看书就成了孩子们丰富精神生活的唯一选择。
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二哥正上高中，我还记得我偷偷躲在一个小黑屋里翻看了生理卫生第八章生殖器官，看得那个专注啊，没得可翻了就看语文课本，从初中的一直看到高中！因此我可以骄傲地说我上初中以前把整个中学的语文课本都自学了一遍。不仅如此，二哥还定了一份语文周报，每周拿家来一张，后来就拿家来一本。我相信二哥没怎么读，但每张我却读了几遍，我还清楚地记得读报纸时的那份怦然心动浮想联翩那份痴迷神往。现在的孩子们很少再有读书时的那种感觉了。书读得多了，自然就有了思想思考。
我还记得我们写一篇拾金不昧的作文，那个时候小学作文也深深地烙上那个时代的烙印，阶级斗争政治色彩特浓。比如总结一下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林则徐没有正确地执行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居然也能得分。作文开头一般要写祖国形势一片大好。春风吹战鼓擂，我在马路边拾到一分钱，把它交给警察叔叔手里边，警察叔叔问我叫什么：我说叫雷锋。后来老师说了作文要写出点波澜来，你拾到一分钱的时候为什么要想到交给警察叔叔呢？一定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应当这样写：我拾到一分钱，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我想起了董存瑞舍叔叔身炸雕堡，黄继光叔叔堵枪眼，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我决定我把钱交给警察叔叔。我当时就想不明白，一个十二三岁的童心未泯的孩子拾到一分钱怎么可能会想到董存瑞舍身炸雕堡呢？如果他看到地上的一分钱想到了炸药包，他一定会捂着耳朵跑出去老远，怎么敢有胆子去捡呢？
于是我是这样写的：我在大街上捡到到了五毛钱，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了冰棍儿的形象，奶油的，特甜啊，五分钱一根，五毛钱呀，可以买十棵呢，一天吃一颗最多才吃一个多礼拜。一般的凉水冰棍子二分钱一棵，可以买二十五颗，一天吃一棵，差不多可以吃一个月/。要是买糖块儿，一分一块，一天一块差不多可以吃上两个月呢？到底买什么好呢？经过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我决定给妈妈买一个发卡吧，我在镜框后面发现过妈妈年轻时的照片，真俊啊，大大的眼睛，长长的辫子，头上还扎了个发卡。但是妈妈为了我们哥四个，头发也花白了，脸上也有皱纹了，身上没有一件象样的衣服，有时候是爸爸不穿的衣服改改自己穿上了。我一定给妈妈买个发卡，给妈妈一个惊喜！
我买了发卡，象个小鸟似的，又蹦又跳又唱的飞回了家。一推家门：里面的景象把我惊呆了，地上满是摔碎的盘子碗，妈妈坐在炕头上抹眼泪，爸爸扶着门框呼呼地喘着粗气。原来爸爸去交猪把钱给丢了。那时候猪不许卖只能交。我清楚地记得好象是在妇幼医院后面路东面，好象是个土产公司院内。猪按胖瘦分特等、一等、二等，不同的等级价格不一样，象现在人们吃的瘦肉只能是三等猪肉，最便宜了，不是八毛钱一斤就是五毛钱一斤。全家人从春天开始就忙活这头猪，又是打猪菜又是打猪草的，忙活了一年，那可是全家一年来唯一的收入，唯一的希望呀，爸爸把卖猪的钱丢了，你说妈妈能不着急吗？
当当敲门声，门开了，一个小伙子愣头愣脑地闯进来：“这是某某家吗？”“是呀。”“你看看这是你们家的钱包吗。数数里头的钱对吗？”
那时候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不许买卖，卖到公家还要注明哪村的哪队的谁谁，没有这个单的逮住了要挨割的。我们村经常有山东的推着小车来卖大柿子的，被割得嚎啕大哭，给你剩下个空小车算好的，有时候连个小车都推不走还得挨揍。因此父亲丢了钱可以找到家。
一家子拿着钱千恩万谢，那小伙子挠着后脑勺，脸臊得跟大红布似